年薪50万他转身走进大山｜那个背着母亲读完大学的贵州男孩，毕业后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决定
企业老板在电话里又加了五万。
刘秀祥握着手机，看着出租屋里正在煮的稀饭。母亲坐在床边，手里攥着他刚洗好的衣服，反复地抚平褶皱。她今天状态还行，没有乱跑。
“刘同学，五十五万，这是我们能给的最高价了。”
窗外是2012年的贵阳，车流声，楼房，霓虹灯。他在这座城市待了四年，做过服务员、发过传单、在建筑工地搬过砖。毕业证刚拿到手，前途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。
他说了谢谢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稀饭煮好了，母亲还在摆弄那件衣服。
一个月后，他出现在贵州望谟县的一所中学。那里的路还是土路，下雨天能陷进去半个脚掌。
这个决定说出来的时候，同学以为他疯了。
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决定。刘秀祥后来接受采访，被问为什么选择回来，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可能就是觉得，该做点什么。”
该做点什么。这话听着模糊，但他自己心里明白。
父亲死的那年他还小，记不太清父亲的脸了。只记得母亲突然变了，会对着空气说话，会半夜起来找一个不存在的人，会把他当成陌生人。
村里人劝他送母亲去福利院。他没送。
初中开始，他租房子住，带着母亲。做饭，洗衣服，喂她吃药。有时候她会打他，以为他是坏人。打完又哭，说找不到儿子了。
他就站在旁边等她哭完。
那些年怎么过来的，现在想想有点模糊了。好像每天都在忙，忙到没时间想别的。考上大学那天，他抱着通知书坐在出租屋的地上，哭了很久。
母亲在旁边看着他，突然清醒了一瞬间，说了句：“儿子，你有出息了。”
然后又糊涂了。
大学在山东。他还是带着母亲去了。行李不多，两个人的衣服装一个编织袋就够。到学校附近租房，继续打工，继续照顾她。
同学知道他的情况，有人要给他捐钱。他拒绝了大部分，说自己还干得动，把钱给更需要的人。
这话不是装的。他是真的觉得，只要手脚还在，就不该伸手要钱。
四年就这么磨过去了。毕业的时候有点恍惚，好像做了一场很长的梦。梦里全是母亲的脸，病房的灯，还有永远做不完的兼职。
然后就是那个电话。
五十五万，对2012年的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。够给母亲看病了，够租好一点的房子了，够不用再那么拼命了。
但他还是回了贵州。
到学校的第一天，校长带他看教室。墙皮脱落，窗户破了几扇，学生的课桌坑坑洼洼。有个女孩趴在桌上睡觉，脸埋在胳膊里，书包里露出半个馒头。
刘秀祥站在教室后面看了很久。
后来他开始家访。山路难走，有些村子要走两个小时。见到的场景都差不多——留守的孩子，年迈的老人，破旧的房子。
有个男孩跟他说不想读了，要去广东打工。十四岁，瘦得像根竹竿。
刘秀祥问为什么。
男孩说，家里穷。
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。刘秀祥没劝他，只是说了自己的事。说完了，男孩哭了。
最后还是回学校读书了。
这样的事情多了，他的工资就开始不够用。但他也不说，继续从自己那点钱里抠出来，给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垫上。
有老师提醒他悠着点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他笑笑，说没事。
母亲还要吃药，房租还要交，他自己也要生活。但总能挤出来一点。
这些年他获了不少奖。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，记者采访，上过几次新闻。每次采访他都不太自在，坐在镜头前不知道手该往哪放。
问他后不后悔放弃那份高薪工作，他说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“做都做了，想那么多干什么。”
他现在还在那所中学。早上五点半起床，给母亲做好早饭，然后去学校。晚上十点多回家，母亲通常已经睡了。他会坐在床边看一会儿，确认她盖好被子，才去洗漱。
学生送走一届又一届。有的考上了大学，会给他发消息报喜。有的没考上，出去打工了，过年回来也会来看他。
他都记得这些孩子。
有人问他图什么。他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该做。
山里的雾还是很重，路还是不太好走。但总有人在走，总有人走出去了。
够了。
刘秀祥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母亲没病，如果父亲还在，日子会是什么样。
想不出来。
人这一辈子，没那么多如果。走到哪算哪，做完的事就别回头看了。
母亲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他在考虑要不要换个离医院近点的房子。房租会贵一些，但方便。
山还在，人还在。
慢慢来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