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军西路军，这个名字承载着悲壮与沉痛。该部2万余人于河西走廊遭遇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结局，这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历史中堪称绝无仅有的惨烈篇章。
正因如此，这段历史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焦点。其争议之根源并不深奥，如此重大的损失，无论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，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定位，均需有人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显而易见，对于这段历史的结论，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时代的印记。即便是依据当事人的回忆，这些回忆也必然受到时代背景及个人立场的限制，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。这一点无需过多解释，众所周知。
然而，随着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逐渐推进，加之时光的流转，诸多相对客观的结论逐渐浮现，并逐渐凝聚成广泛认同的看法。
在这段历史的解读中，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论调主要有两种。其一，为“张国焘责任论”，该观点认为，张国焘为与党中央抗衡，指使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争夺地盘，从而成为了导致西路军遭受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。其二，则带有浓厚的阴谋论色彩，有人认为，党中央有意让西路军遭遇失败，目的在于对张老四进行打压。
连张国焘本人都不曾否认，何谈为他开脱？
第二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源于当时来往的电报记录。据此分析，中央军委的指令频繁变动，朝令夕改，导致西路军难以适从，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西路军战败的主要原因。
两种说法都太片面。
无视历史背景，仅以结果论英雄，实乃浅薄之举。谈及西路军，我们首先需深刻领会我党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局势。
生死关头。
壹 陕北困局
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——亦即红一方面军——历经重重磨难，终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。张国焘目睹红四方面军实力显著胜于红一方面军，心绪顿时膨胀，遂觊觎中央的决策权，由此引发了著名的“北上南下之争”。
随后，毛主席率红一方面军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途，而张老四则率领红四方面军深入四川腹地。在那里，他们“另立中央”，甚至将中央的几位领导人全部开除出党。此举分明是要结下不共戴天之仇。因此，尽管后来在陕西受到了批判，但对他本人影响并不大。坦白说，毛主席他们已经展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宽恕之心。
然而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，方才意识到，此地亦是一条绝路。
我们曾以为长征的胜利标志着我党摆脱了困境，转危为安，然而事实远非如此。他们所面临的，是一个比江西苏区时期更为严峻的局势。
一个是经济问题。
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，土地质量亦不尽理想，因而粮食产出极为有限。由此可见，当地居民自身的温饱都难以保障，突如其来的众多人口涌入，更使得粮食供应捉襟见肘。
冯玉祥所率领的西北军，在西北之地时便已陷入贫困之境，以至于多数将领最终均被蒋介石所收买。毕竟，谁又能忍受长久的贫困生活？面对突如其来的糖衣炮弹，普通人心态难免动摇，难以抵挡。
若你对陕北地区尚无深刻印象，不妨回想起那部曾经广受欢迎的电视剧《血色浪漫》。剧中的钟跃民等一群知青正是前往陕西榆林地区进行插队生活的。换言之，即便在解放之后，该地区依然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困境，每年都有数月时间需外出乞讨以维持生计。
寥寥数语，便勾勒出陕北之地人口稀少，水资源匮乏，粮食供应不足的严峻现实，致使根本无法支撑起一支军队的生存。
彭老总向中央发出紧急电报，询问是否可筹措30万元资金？虽无保暖衣物可忍受些许寒冷，但若不进食则必致饿殍。
确实，人数众多，30万元的需求并不算多。然而，中央政府面临的经济压力巨大，别说筹集30万，即便3万都显得力不从心。
撇开军事层面的考量不提，仅从经济角度来看，红军自身也面临着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。
另一问题是军事。
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，其人数已锐减至仅有七千余人，而与刘志丹、徐海东所率领的陕北红军合并后，总兵力也仅勉强达到一万三千余人。
他们所面临的是怎样的局势呢？面对着国民党中央军、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、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，以及当地民团，共计约30万大军，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，将红军困于这片狭小的地域之中。
面对国民党军的不断进逼，包围圈愈发收紧，对于力量薄弱的红军而言，覆灭的命运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
谈及此事，一点必须明确，当时党中央迫切期望红四军与红二军能在陕北实现会师，唯有如此，红军的力量方能壮大，方能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。因此，那些热衷于传播中央有意让西路军失利、所谓“借刀杀人”的说法，实属无稽之谈。
面对此等逆境，毛主席绞尽脑汁，力求觅得生存之良策。
打通国际通道构想
为缓解陕北红军的生存困境，1936年2月，毛主席亲自率领部队东渡黄河，踏入山西阎锡山的势力范围，此举被载入史册为“红军东征”。经过历时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，成功筹集五十万元资金，扩充红军八千余人，陕北红军由此得以喘息。
然而，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。除了经济困境，当务之急是解决国民党方面的围剿威胁。
此刻，红军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，随后红军、东北军、西北军联合形成了一个“三位一体”的联盟，从而暂时化解了眼前紧迫的危机。
然而，需得指出，红军所面临的难题远不止东北军与西北军，国民党的中央军亦同样虎视眈眈。更有甚者，蒋介石屡次敦促东北军向红军发起攻势，而张学良亦与红军有所沟通，坦言长此以往，恐怕难以抵御蒋介石施加的压力。
此刻，我党正尝试与蒋介石进行秘密协商。然而，鉴于我方占据明显优势，蒋介石却毫不掩饰地提出了苛刻条件，竟要求将红军师长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悉数遣散，并对红军进行改组。
此条件我党绝不同意。
鉴于坚守陕北的艰难境况，加之和平谈判亦无望，中央当时便制定了两个应对方案。
一则为迅速促成红二、四方面军于陕北实现会师，以增强红军的整体实力，并力求突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封锁，坚守陕北地区。
若陕北防线难以坚守，则可考虑转攻宁夏，进而与外蒙相连，以此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，此即所谓“宁夏战役”的战略规划。
此刻，对于红军而言，生存的关键在于及时获得苏联的支援。至于获取苏联援助的途径，实际上存在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。
外蒙通道称“北上”。昔日，冯玉祥正是借助宁夏通往外蒙古的路线，接收苏联的军火支援。因此，这条通道已被证实为一条可靠的途径。
党在此时所抉择的路径，便是这条途径。我们计划在获得苏联提供的援助武器之后，随即率领队伍奔赴绥远，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哨阵地。
新疆通道，即“西进”。便是借助河西走廊与新疆相连，从而从新疆接收苏联的援助。彼时，新疆正处于盛世才的统治之下，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密切的热络之中。
无论是“北上”抑或“西进”，成功与否皆无法确保。随着红二四部队逐渐向陕北靠近，中央的战略思维逐渐转变为两条腿并行，即同时实施“北上”与“西进”的策略。
北上和西进路线
如上图所示，大致区域已标明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那片被红色标注的区域，正是位于甘肃省西部的著名地理要塞——“河西走廊”。
1936年8月25日，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王明发去电报，提出了“红一方面军北上以连通外蒙古、红四方面军西进以连通新疆”的战术规划。
换言之，在红四方面军尚未抵达陕北之际，党中央便已萌生了让其西进的构想。
然而，局势瞬息万变。蒋介石在平息了南方的“两广事变”之后，随即调遣胡宗南的第1军抽身，将其派往陕北，以围剿红军。
胡宗南的第1军乃蒋介石的亲信之师，与东北军、西北军那种敷衍了事的态度截然不同，它完全听从蒋介石的调遣，指哪打哪。由此，陕北根据地的压力骤然加剧。
对于陕北中央而言，此刻最紧迫的议题已不再是北上或是西进的选择，而是首要确保陕北根据地的稳固。毕竟，若大本营不保，后续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。
因此，中央决定放弃红四独立西进的战略，下令红四军立即北上，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，共同捍卫陕北地区。随后，两军将合并兵力，共同发起“宁夏战役”，旨在北上开辟通往外蒙古的通道。
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彼时的局势变幻莫测，根本无法期望中央能够制定出一条永恒不变的方针。
如今张国焘正朝着陕北中央方向靠近，他心中究竟有何打算？他似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考量。
分裂风险再现
在1936年夏末，即红二四部队完成草地行军、抵达甘肃包座后，张国焘开始思考一个关键问题：率领红四方面军是继续向北进发，还是转而向西方行进？
有人或许会疑问，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不是已经约定好了要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的吗？
非也。让我们共同回顾那段红四北上的历程。
1935年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现了历史性的首次会师。会师之际，红一与红四展开了混编，朱德总司令、刘伯承以及董振堂的红五军均融入了红四方面军。那时，谁都没有料到分裂的悲剧将随之而来，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士无奈只得随红四方面军踏上南下的征程。
朱老总和刘伯承，内心深处始终向中央政府倾斜，因此与张国焘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。1936年，朱德坚决主张让贺龙、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其核心目的在于增强反对分裂的势力，以遏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。
确实，如此情形亦不无道理。起初，红二方面军对此分裂之事浑然不知，直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在朱德、刘伯承详细叙述了事件始末后，便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中央的立场上。在甘孜会师的庆祝大会上，贺龙半开玩笑地对张国焘说道：“国焘啊，咱们就谈团结，别提分裂这茬。不然的话，可得小心我给你来一枪！”
张国焘这一惊非同小可。众所周知，贺老总曾手持双刀掀起革命风潮，是哥老会中的龙头大哥。论起狠辣手段，无人能及贺老总。
红二方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坚定立场，这一立场对张国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。换言之，红二、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，张国焘已无法独断专行，一手遮天。
随着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亦开始调整观念，由原先的分裂立场转变为支持北上，张国焘意识到若再拖延下去，自己将沦为孤立无援之境。在无奈之下，他于1936年6月宣布撤销自己的“中央”职务，并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汇合。
一年红军分裂事件结束。
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张国焘的思想已彻底转变。他实则并不情愿前往陕北。原因亦非复杂，他担忧一旦抵达陕北，过往的旧账将被清算。他自己亦深知，自立中央、开除陕北领导同志党籍之举，分明已与陕北方面水火不容。
当前的红四方面军，依旧稳居红军力量的前列。尽管张国焘被迫撤除“中央”的头衔，但其心中依旧难以释怀。在红四内部的一次会议上，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主张陕北和四川应废除中央的称呼，陕北更名为北方局，红四更名为西北局，两者均应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。
张国焘意图与中央平起平坐。
1936年夏末八月，红二四军历经草地跋涉抵达包座，进而成功攻克岷州，将其确立为临时战略基地。争议重现。
中央屡次来电，紧迫催促红四军北上，对胡宗南部发起攻势，夺取会宁。会宁正是红一军与红四军日后会师之地。
然而，张国焘按兵不动，实则此时红四方面军内部已涌现出激烈的分歧。
红一方面军的朱德、刘伯承，红二方面军的贺龙、任弼时，乃至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，均坚决遵照中央的指令，北上会宁集结。
张国焘主张西进甘肃青海。。
张国焘企图再次分裂。
张国焘的思考基于两点：首先，红四方面军人数锐减，战斗力大幅下降，若与胡宗南单独决战，胜算甚微。其次，陕北中央的电报也揭示了当地的艰难状况，土地贫瘠，水源和粮食短缺，人口稀少，不利于大部队长期驻扎。因此，他质疑继续前往陕北的意义，认为与其在陕北面临饥荒，不如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。
关键在于他暗藏心机，意图通过西进战略连接苏联，获取苏联的支持，这将使红四军实力显著提升。届时，红军内部仍将依据实力来定论。
张国焘态度犹豫。1936年9月19日，陕北中央向朱德、张国焘发出电报，明确指出未来的战略方针。该方针即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，随后两军合力进攻宁夏，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，并争取苏联的物资支援。
这表明中央已明确向张国焘传达，红军将不再在陕北进行顽强抵抗，您无需担忧抵达后面临饥荒之虞。
张国焘不再有拒绝北上的借口。
紧随其后，朱德与陈昌浩立即拟定《静宁、会宁战役纲领》，张国焘亦欣然签署，各方意见得以统一，共同决定北进，实现会师。
然而，张国焘在签字之后旋即反悔，随即下达指令，要求红四军西进。
陈昌浩已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中央的立场上。眼见部队即将遵照张国焘的指令西进，他遂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发布了原地驻守、不得西进的命令。这一举措引发了张国焘与陈昌浩之间的一场激烈争执，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的彻底破裂。
张国焘再度前往前线指挥部，向徐向前等人泪诉衷肠，称陈昌浩与中央派系联手陷害，声称前往陕北后，自己将面临开除党籍并被监禁的命运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心生同情，开始怀疑陈昌浩的野心，猜测他意图取张国焘而代之。张国焘进而提出，单独与胡宗南交战难以取胜，且在陕北亦难以立足的观点，徐向前等人听后，亦认同此观点，一致支持张国焘西进之策。
陈昌浩就此沦为红四方面军的孤立存在，势单力薄，最终也不得不接受了西进的决策。至于朱德，他原本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外来者，尽管他愤怒不已，但这仍旧无法撼动红四方面军内部既定西进的方针。
尽管中央坚决抵制红四方面军的西进行动，实则对张国焘并无实质性约束之力。
这预示着，历经磨难的红军建设又将遭遇一次严峻的分裂危机。
然而，一股遏制分裂悲剧蔓延的力量已悄然显现。
肆 孤军渡河
红四先头部队抵达洮河之畔，正筹备西渡，不料却得知黄河彼岸已被大雪封山，即便强行穿越，亦难以通行。更兼无渡船可资利用，实是无法逾越。
张国焘不得不摒弃红四方面军的西进战略，转而采纳中央的决策，决定北进会宁。
洮河化解了再次分裂的危险。
1936年秋季，红军第一方面军成功夺取了甘肃的会宁。具体而言，10月7日，红四方面军的先锋部队抵达了会宁；紧随其后，至10月15日，红二方面军亦抵达会宁，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胜利会师。这一壮举，被载入史册，成为红一、红四方面军“会宁会师”的辉煌篇章。
在会师之后，中央作出决策，将三个方面军统一归由一个指挥体系领导，任命朱德为总司令，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。张国焘目睹中央并未对其职位进行剥夺，心中亦感宽慰，如释重负。
然而，局势愈发紧张。尽管三大主力部队成功实现了会师，但蒋介石所率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包围圈已然形成，一场名为“通渭会战”的攻势即将展开。
与敌军以劣势兵力正面交锋，并非毛主席所倡导的作战策略。
鉴于敌军实力的日益增强，中央高层果断决策，提前拉开了“宁夏战役”的序幕。1936年10月11日，正式颁布了《十月份作战纲领》，明确指出红四军应作为先锋，率先跨过黄河，而红四军的其他部队、红二军以及红一军则应紧随其后，成功突破敌军的包围网，共同进军宁夏，进而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。
1936年10月21日，各路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红军的全线攻势。
面对当前的严峻局势，我们势必要尽快西渡黄河。唯有成功渡河，方能突破敌人的封锁，进而确保宁夏战役的战略目标得以顺利实施。
1936年10月25日，在中央军委的敦促下，红四方面军第30军顺利跨越了黄河天险。
行文至此，我们已大致厘清，发布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指令者，并非张国焘个人，而是中央军委的决策。或者更具体地说，作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，遵照中央的命令，向红四方面军下达了渡河的指令。
至于后来某些老将忆及，称张国焘曾违抗中央命令，擅自指挥红四方面军西进，这实属无理取闹。
理应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成功跨过黄河，随之而来应是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。
然而，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迅猛推进，中央的部署亦随之调整。毛主席忧虑重重，深怕红四方面军一旦渡过黄河而无法坚守渡口，南线红军若再抵挡不住敌军的攻势，被迫退至黄河岸边，届时便陷入背水一战的险境，风险不言而喻。
鉴于安全优先的原则，我们决定先行稳固南线的防线，待此任务完成后，再徐徐渡河。据此，我们已下令9军及其后续部队暂停渡河行动，集中力量在南线击退敌军的进攻。
战局瞬息万变，中央的这一考量恰如其分，并无不妥。
然而，红四军前线总指挥徐向前与陈昌浩对此感到困惑，未能领会中央意图的具体含义。鉴于第九军拒绝渡河，而需要指挥过河的第三十军，徐向前与陈昌浩遂率指挥部、直属部队及伤病员提前越过了黄河。
然而，胡宗南率领的部队战斗力极为强劲，河东防线上的红四军第四师、第五师、第三十一师均未能有效抵御，被迫节节败退，直至退守至黄河岸边。
这便昭示，在黄河之畔滞留以待渡河的第九军，继续等待已无实际意义，若继续拖延，所承受的损失将更为惨重。
10月26日，中央令9军渡河。
此刻，国民党军队已追至黄河岸边。负责守卫靖远渡口的红四军第五师（原为红一军团董振堂部）既无法有效阻挡，亦难以突破重围，只得匆忙渡过黄河。
国民党军队迅速占领了靖远渡口，同时炸毁了红军所搭建的浮桥。
至此，局势已然明朗，河东红军西渡黄河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。
红四军的第四军与第三十一军被迫发起突围，以期与红一方面军汇合。
换言之，西渡黄河的30军、9军、5军已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，孤军奋战。
伍 孤军西进
随着国民党军队掌控了黄河渡口的沿岸地带，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路径已被阻断，原先构想中通过宁夏领土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的计划，亦已变得遥不可及。
陕北守不住，应对之策：1936年11月8日，中央颁布《作战新计划》，正式部署红军主力向陕南及山西地区展开战略扩张。
河西的红四军三团面临何种困境？无奈，欲归也难返。
在《作战新计划》中，中央对此亦有着清晰阐述：由徐向前与陈昌浩率领的三个军组成“西路军”，旨在河西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，并以此作为打通通往远方（苏联）的战略目标。
给了西路军自主权。
那西路军怎么想？
一是向北穿越宁夏，二是向西挺进新疆。然而，西路军最终决定采取的是向西进入新疆的路线。
原因在于，若孤军深入宁夏作战，不仅胜算微乎其微，还需穿越浩瀚的沙漠，更不知如何接应苏联的物资支援。相较之下，新疆在盛世才的亲苏统治下，一旦成功抵达新疆，获取苏联援助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。一旦获得苏联的援助，红军的困境将得以迅速扭转。
事实上，红四方面军在内部深受张国焘的影响。他提出了独立创建根据地，并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的战略构想，这在会师之前就已经是他的战略思维所在。
鉴于西路军已确立其目标，中央亦不便多言，遂予以批准其西进之计划。
然而，事实表明，西路军对西进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险阻预估严重不足。
先谈西路军战斗力。
第五军（军长董振堂，政委黄超）：全军共计3000人，配备枪械1000余支，平均每支枪配备子弹5发。
第九军（由孙玉清担任军长，陈海松担任政治委员）：编制总人数为6500名，配备步枪2500余支，平均每支枪配备子弹15发。
第三十军（由程世才担任军长，李先念担任政治委员）：编制总数达到7000人，配备枪械3200余支，每支枪平均配发子弹25发。
总计包括直属部队与机关人员，总人数达21800名。
观其人数虽众，然非战斗人员——包括机关人员、后勤支援、家属以及伤病员——竟占据了总数的40%。
观察这些数据，不难发现非战斗人员所占比例过高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他们普遍缺乏枪支和弹药。在战斗人员中，仅有不到半数配备了枪械，即便拥有枪械的，也往往子弹寥寥无几。
战斗力可想而知。
其次，问题尤为严重的是，西路军完全缺乏必要的后勤支援。
青海与甘肃地处回民聚居区，曾是回族军阀马步芳、马步青的势力范围。一方面，历史上的回汉民族矛盾尤为尖锐；另一方面，马家军对于任何外来势力的渗透都持坚决的抵制态度，不容许他人染指其领土。
在内陆腹地，民众能够就地采集粮食与布匹，甚至就地招募兵员。然而，在这片遥远的西北边陲，却难以获得任何形式的补给。
换言之，西路军原本就兵力不足，且枪械弹药匮乏，每损失一名战士，便少了一名战士；每消耗一颗子弹，便少了一颗子弹，唯有消耗，无以补充。
有人或许会疑问，为何不能从敌方手中夺取枪械和弹药？难道在过去的苏区时期和长征途中，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？
补充无望。马家军尽为骑兵，行进迅捷如风，既难以正面交锋，也难追其踪影。同时，鉴于马家军警惕红军可能通过其途径补充弹药，他们每次出击时携带的弹药量有限，一旦用尽，便骑马返回取补。
此刻，河西走廊正值隆冬时节，夜晚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度，身着单薄衣物的红四部队所经历的艰辛与困苦，实难言表。
综观全局，无论是天时、地利，抑或是人和，西路军始终处于劣势。
这亦预示着西路军西征之路，将充满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。
陆 饮恨祁连山
西路军初战便给了马家军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，在山间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。胜利固然可喜，却也潜藏着隐患，使得西路军对马家军滋生出轻视之心，进而愈发坚定了他们一路向西，直至新疆的坚定意志。
西路军的猛烈西征，对马步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与内地军阀敷衍塞责的态度截然不同，马步芳起初便下定决心，必欲将红军置于绝境，为此，他集结了七万精锐，挺进河西走廊。
西路军毫无准备。
1936年11月15日，西路军第九军成功攻占古浪城。然而，紧随其后，他们便遭遇了马家军强大兵力的围剿，损失惨重，士气大受打击。古浪战役过后，9军遭受重创，后续的战事主要依赖30军与5军支撑。
古浪之战的败北，使徐向前与陈昌浩对马家军及西路军的认知有了深刻的转变，对于能否顺利西进亦产生了动摇。于是，二人向中央紧急汇报战况，并请求指示后续的战略方针。
若西进之路受阻，不妨考虑在现地建立稳固的根据地。
在中央建议的议题上，徐向前与陈昌浩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。
徐向前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审视，指出西路军补给匮乏（粮食、衣物、弹药均无着落），若继续滞留原地，无异于被动挨打，而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更是遥不可及。
陈昌浩坚持贯彻中央方针。
陈昌浩目前正经历着从一端迈向另一端的转变。去年在草地分兵之际，他曾坚定地站在张国焘一边，然而在北上的旅途中，与张国焘的关系破裂，便毅然决然地与之划清了界限。由于先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支持，陈昌浩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，以至于在执行中央指示时，不论其是否合理，他都坚决采取“中央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”的立场。
在古代战争中，常言道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，意在强调一名出色的将领需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作出决策。然而回顾历史，陈昌浩一味遵从中央的指示，却使得西路军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困境之中。
陈昌浩身为西路军政委，握有最终决策权。经过一番争论，最终决议遵循中央的指令，于当地设立根据地。
自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，历时近一个月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展开殊死搏斗，损失惨重。
疑问产生。起初，中央指示西路军西行，但随后又转变策略，要求他们在原地建立根据地。这一决策的初衷又是什么呢？
究其原因，彼时陕北中央局势已难以维系，遂有向陕南撤退或东渡黄河，迁往山西之打算。
保留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设立根据地的初衷，首先是为了营造河东红军即将西渡黄河与西路军汇合的假象，进而诱使蒋介石的军队在黄河一线布防，从而缓解陕北所承受的压力。其次，若西路军能够成功建立根据地，这便为河东红军提供了一个退路，因为毕竟没有人能确保前往陕南和山西的行动一定能够成功。
中央在陕北的局势已达到何等紧急？甚至在11月底便向张学良发出了通报，告知陕北无法坚守，红军即将撤退。
未曾料想，张学良竟语重心长地劝慰众人：“不必急躁，只需再坚持数日，或许将迎来一番‘重大转变’。”彼时，陕北方面对张学良所提及的“重大转变”究竟所指为何，困惑重重，难以捉摸。
十余日后，西安事变骤然爆发。我党始领悟了他所言之变局究竟为何意。
西安事变无疑是挽救中国革命的转折点。正因这一事件的爆发，陕北中央得以化解危机，并在陕西扎根发展，直至今天。
然而，西安事变自12月12日爆发直至12月25日和平落幕，其间国民党军队将西安严密围困，张杨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。作为“三位一体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我党自是与张杨并肩作战，同舟共济。
中央对西路军的指令亦随变幻莫测的局势而屡次调整。
12月18日，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，国民党军队暂停了对红军的进攻，陕北地区随之缓解了军事上的压力。中央的指令要求西路军继续执行打通通往苏联通道的使命，并继续向西挺进。
12月22日，中央再度调整指示，下令西路军暂停西进步伐，转向东归。此举源于西安局势的严峻形势，红军需与东北军、西北军携手，共同抵御南京政府的压力。
12月27日，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落幕，陕北地区的压力得以彻底释放，据此，相关命令下达，西路军随即中止了东归的步伐，转而继续向西挺进。
在短暂的时间里，中央的指令频繁变动，如朝令夕改。这一现象正是中央有意整顿西路军传言的源头所在。
如今，我们得以站在上帝的视角审视那段历史，自然会认为频繁调动西路军显得不甚必要。然而，若设身处地，想象自己置身于当时形势瞬息万变、前途未卜的生存困境之中，便能深刻理解陕北中央此举的必要性。
然而，尽管位于陕北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困境有所了解，却未能深刻体会到西路军目前所面临的艰难境地。对于陕北中央而言，历经长征的艰辛，西路军的苦难又能达到何种程度？
在确立西进战略的方针之后，西路军便步入了生死攸关的严峻关头。
1936年年底，西路军采取5军为先锋、9军居中调度、30军殿后巩固的阵型，继续向西挺进。
1937年1月1日，第五军成功攻占高台县城。但随即，在马家军的猛烈围攻下，至1月20日，高台县城不幸陷落，第五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军长董振堂亦英勇殉国。
1月28日，西路军齐聚倪家营子。然而，此时的西路军人数锐减至一万人，战斗人员更是不足总数的半数。在三个军中，9军在古浪城遭受重创，在与指挥部的西进途中又遭遇马家军的猛烈围攻，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。5军则在高台全军覆没，目前仅有30军尚能保持一定的战斗力。
实际上，西路军的指挥员们已敏锐地察觉到，若继续如此，前景堪忧。徐向前坚决主张东撤，尽管陈昌浩持不同意见，但徐向前的提议最终还是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。
1937年2月21日，西路军于倪家营子成功实施突围，转而向东进发。然而，正如前文所述，肩负着沉重政治使命的陈昌浩，认为此举有悖于中央的指示。在一场胜利之后，他仍旧坚决地指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。
这一突变瞬间，将西路军的生存希望彻底埋葬。返回倪家营子的西路军，所面临的，是马家军那穷凶极恶的猛烈攻势。
3月5日，为数不多的西路军毅然从倪家营子发起突围，朝着祁连山的方向挺进。
3月13日，康龙寺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去，西路军的兵力已所剩无几。陈昌浩紧急召集会议，作出决策：他本人与徐向前将返回陕北，而其余人员则将组成小型队伍，分散进行行动。
标志着西路军彻底失败。
西路军行军图
中央岂能坐视西路军孤军奋战？事实并非如此。
接到西路军紧急求援的电报后，在毛主席的明确指导下，2月27日，我们迅速集结了红4军、红31军、红28军、红32军，并增派了一个骑兵团，共同组成了“援西军”。刘伯承同志被任命为司令员，全权负责指挥部队西进，以支援陷入困境的西路军。
然而，此时西路军已损失惨重，加之路途遥遥，若无数月时光，根本无法抵达西路军的驻扎地，显而易见，远水难解近渴。正当援西军筹备西进之际，不幸接到了西路军战败的消息。
柒 尾声
最后总结几句。
幸甚至哉，李先念一行420人，历经重重磨难，终抵新疆。他们，正是西路军余部两万余人中的最后一线生机。
徐向前与陈昌浩一同踏上前往延安的路途，却在途中分道扬镳。徐向前历经艰辛，一路乞讨，最终抵达延安。他的坚定党性同样赢得了中央的高度认可。
陈昌浩的经历尤为引人入胜。他并未返回延安，而是选择回到了鄂豫皖的故乡，传闻他曾试图联系高敬亭，意图重组一支队伍。或许是因为西路军在 его 管理下全军覆没，他感到羞愧或畏惧，于是想要重新组建队伍，以期通过立功来赎回过去的过失。然而，他的计划并未成功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得重返延安。他的这一举动也彻底摧毁了中央对他的信任，随后他被派往苏联深造，自此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关于西路军被俘将士所经历的苦难境遇，此处便不再一一赘述。有兴趣者，不妨上网查阅相关资料，其情形之惨烈，自不待言。
经过一番详述，我们大致理顺了西路军的渊源与演变。
显而易见，西路军西进之举，乃系当时形势所迫，绝非单一人之过，不应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一人。
不论张国焘、中央领导，抑或是陈昌浩、徐向前等人，均难以否认他们与西路军悲剧之间所存在的关联。
西路军的西征行动，无疑源自中央的明确指令，将失败之责归咎于张国焘，显然缺乏说服力。然而，即便在会师之前，张国焘便萌生了将西路军西征甘肃，以苏联为后盾的构想，这种观念显然对西路军的高级将领与指挥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面对中央的迟疑不决，西路军普遍倾向于继续西进，这一倾向显然是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显著影响。
中央方面，固然曾频现朝令夕改的现象。然而，究其根本，并非针对西路军而设，实则源于彼时变幻莫测的生存环境所迫。若本着公理与公正而言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，中央的举措并无不妥之处。
谈及个人责任，陈昌浩的分量无疑更为沉重。他无视实际情况，盲目追随中央的决策，这一行为无疑是导致西路军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然而，转而思考，参照晚清时期左宗棠西征新疆的经历，即便西路军自始至终一路西进，其最终能否取得胜利，依旧是一个颇具悬念的问题。左宗棠为此次西征向英国银行借款高达一千七百多万两白银，其中大部分资金均投入到了后勤保障之中。即便西路军抵达肃州（今酒泉），仍需穿越浩瀚的沙漠才能抵达新疆。在缺乏后勤补给的情况下，孤军深入，成功可能性极低。
结语而言，陕北中央与红四所寄望的“远方援助”，很可能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。事实上，并无确切资料表明苏联当时确实准备将物资运送至新疆，转交给红军。对于苏联而言，新疆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支持蒋介石对抗日本，相较于红军的存亡，显得更为关键。
毛主席及其同志们深刻领悟到，唯有依靠自己方为正道，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遂成为我党与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。
